一

    传统学术界在分析斐济三次政变时,往往将原因归于国内两大种族(土著斐济族和印度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毫无疑问,种族问题是斐济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影响斐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种族之间利益冲突和矛盾的长期存在,以及历次政变中种族分歧的突出表现,人们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到种族问题上来,把斐济政治现代化进程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归于种族矛盾和种族冲突。

    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斐济政治现代化的最根本的阻力来自于斐济寡头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牢固,民主政治合法性根基的单薄。从英国殖民统治以来(1874~1970年),斐济就以开始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其寡头政治包括殖民政府、移民商业精英集团、东部土著酋长精英集团。

    英国在斐济实施“间接治理”的殖民统治,即运用土著权力系统来实施殖民统治,利用酋长治理来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这种制度使斐济酋长尤其是东部酋长们的地位得到加强,并形成一种土著霸权,实施寡头政治治理。

    在斐济内战期间,东部酋长寡头政治的领导权日益集中到一个酋长即拉拉·苏库纳(Lala Sukuna)的手中。他和殖民地政府官员及商业精英的关系十分密切。到殖民统治结束时,这种权力转移到另一个酋长卡米塞塞·马拉的手中。该人成为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在马拉的总理内阁之下,寡头政治的实质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殖民政府不复存在。

    部分新兴的富裕印度族人加入到这种寡头政治中来。马拉及其联盟党代表着东部酋长的利益、外来商业资本的利益和土著商业精英的利益,自1970~1987年统治着独立后的斐济达17年之久。在殖民撤退后,国家政权落入土著传统精英手中。

    这些传统精英抱着一种“自我扩张和保持自己权势及威望的强烈取向,”[2]他们不是以实现民族或社会的整合去促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相反,如何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他们常常利用阶级的、种族的、社会的分裂来宣传自己的合法性,寻求社会民众对自己政治权威的认可。不论是传统的统治者还是现代政权支配者都必须依赖于公众的认可即获得政治合法性地位。